1948年，艾伟德（右）在上海遇见早年收养的“九便士”（左），“九便士”已结婚生子。

　　上世纪50年代，一部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轰动欧美，电影中，女主角格拉蒂丝·艾伟德（英格丽·褒曼饰）护送着一百余名中国孤儿难童，在战乱中辗转千里，从山西阳城转移至大后方的陕西。

　　真实的艾伟德没有褒曼那样高大美丽，她只是一个身高1.5米多的英国小妇人。1930年，28岁的她用当女佣攒下的钱作为旅费，只身来到中国太行山深处的小县城——山西阳城。在阳城，她留下了诸多善举：帮助放足、收养孤儿、救治伤员、护送难童……

　　传奇的人生让艾伟德成了欧美国家几乎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据不完全统计，仅公开出版的与她相关的传记、小说、儿童读物等，就有十多种。不过，在真实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其人其事却因种种原因尘封了几十年。所幸，一次偶然的寻访，让艾伟德的故事越来越广为人知。

　　2004年夏秋之际，时任阳城县政协副主席兼统战部部长的范忠胜，被摆在眼前的一封函难住了。这封函来自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经过层层转发，翻山越岭，终于抵达了四面都被大山环绕的小县城阳城。

　　中国抗战时期，曾有一位英国女传教士格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来到中国某地开设六福客栈，后救助百名孤儿前往陕西扶风，此故事后被搬上美国电影银幕，影响很大。今有国外友人前往阳城寻访六福客栈，希望当地有关部门予以接洽。

　　接洽没问题，可这艾伟德是谁？六福客栈在哪里？阳城历史上真的曾有救助百名孤儿的外国人吗？范忠胜自小在阳城长大，且对当地人文历史略有研究，却从未听说过艾伟德这个名字。

　　范忠胜当即向宣传部、文化局、县志办等部门询问，结果无一人知晓。不过，县志办的工作人员倒是在《阳城县志》里查到了这么一句线年，英国人斯米德来阳城传教，在东关城后巷设立教堂。1921年后，由简称为何、巴、艾的3个英国人依次传教。1938年，日军侵入阳城，艾教士离阳。”

　　这个艾教士，会不会就是艾伟德呢？范忠胜试着与阳城基督教两会主席牛天平通了电话，这下可算找对了人。

　　原来，早在1991年，就曾有一位名为大卫的瑞典人找到牛天平，向他询问艾伟德和六福客栈的故事。大卫还告诉他，英国作家艾伦·伯格斯采访艾伟德后写的传记《小妇人》，以及好莱坞据此改编的电影《六福客栈》在欧美国家影响很大，几乎家喻户晓。牛天平乍一听也是将信将疑，不过，抱着挖掘历史的想法，他从那时起就开始在阳城四处走访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有好几位与艾伟德打过交道的老人被牛天平找到了。其中最关键的两位老人，一位是白成瑞，另一位是成敏贤（又名成张虎）。

　　“找到这两位老人时是1996年，成敏贤生于1935年，就是当年跟艾伟德一起去陕西的孩子们当中的一个，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回到了阳城；而1922年出生的白成瑞，曾帮助艾伟德送孩子们转移，他还清楚地记得，艾伟德个子不高，瘦瘦的，很有精神，平时总穿一件蓝大褂，再加上她的头发接近黑褐色，看起来完全像个中国妇人。”牛天平告诉记者，白成瑞年龄稍大些，记忆力也好，正是从他口中，关于艾伟德和六福客栈的传奇故事被勾勒出了最初的线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教授莱瑞、山东交通大学外教查尔斯博士等英美友人一行十五人来到阳城，范忠胜请牛天平为他们讲述了艾伟德和六福客栈的历史。当时白成瑞和成敏贤都已去世，为更好地与国外友人交流，牛天平请来了成敏贤的孙子。查尔斯博士听得兴致盎然，末了追问：“六福客栈原址在哪里？能否前去参观？”范忠胜又有点为难了——六福客栈的旧址的确在城内，但现在已经拆掉了，并且具体地址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谁也没想到，上世纪80年代，牛天平查找教会历史档案时，竟偶然看到过艾伟德居住院落的土地存根证。当时无法复印，他还用铅笔描了个土地存根证在自己的笔记上，而这个住所以及附近的六福客栈的地址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中。牛天平告诉大家，六福客栈的旧址就在阳城县东关村后小河路旁，1938年曾遭日军飞机轰炸，一角被炸毁，后又被改建，现在则只余一片废墟，一口枯井。不过，艾伟德和她的前任劳森夫人当年在阳城东关居住的旧院落还保存完好，紧挨着六福客栈，就在东关邢后巷6号，村民们称为“旧耶稣堂”，如今还有村民生活在院子里。

　　十五名国外友人顿时激动起来，步行十分钟后，来到东关邢后巷内的一座清代二层四合院。这个院子里居住的村民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六十来岁，对于当年艾伟德和六福客栈的事情，他们与绝大多数的阳城人一样，几乎一无所知。

　　而这一次远方客人的偶然寻访，一石激起千层浪，阳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文化历史研究者、作家和媒体……寻访的力量越来越大，当地老人的回忆、村民的家谱记载与国外媒体的早年报道以及英文版传记相互印证，艾伟德的名字和故事慢慢浮出了历史的水面，日渐清晰。

　　艾伟德与中国发生联系，其实相当偶然。1902年，她出生于英国伦敦北郊埃德蒙顿的一个工人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没毕业就辍学，17岁开始在伦敦从事家庭女仆工作。跟很多年轻女孩子一样，她的梦想原本是成为一名舞台中央的优秀演员。

　　事情的改变发生在她跟随母亲参加的一次基督教集会上，艾伟德惊奇地发现，自己还能像母亲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在人群中央大声讲话，这激起了她强烈的表现欲。不久，她又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它是一个对外国人开放的国家，那里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文章下面还有一个招收志愿传教者的小帖子，上面清楚地写着“你来吗？”1949年重返英国的艾伟德曾这样回忆，“这是把我带到中国的开始。”

　　她开始有意识地向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传递关于这个遥远国度的信息，但回应她的是冷漠与讽刺。不被理解的艾伟德决定自己去中国。1929年，已经27岁的她申请加入了中国内地会的培训学院，希望培训后被派往中国工作——这是外国传教士来华的官方途径。然而，无论她多么努力，一个学期下来，摆在她面前的依然是不合格的成绩和校长的婉拒，“我们实在不敢派遣一个像你这样年纪偏大而又学识有限的人到中国去，因为中国话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语言。”

　　这样的拒绝没有打消艾伟德的念头，反而更坚定了她的决心。没有别的办法，她决定自费前往中国，尽管此时她连去中国的具体目的地都没有确定。艾伟德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家庭女仆，端盘子、擦桌子、扫垃圾，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攒够去中国的车票钱——47英镑10先令。

　　那是她在旅行社打听到的最便宜的票。《震撼世界的六福客栈》一书的作者、山西青年作家林云告诉记者，当时从英国通往中国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走水路，坐船沿大西洋经非洲好望角，过印度洋，横渡马六甲海峡，最后到上海港口上岸，路线英镑；另一条则是坐火车经欧洲，由西伯利亚直达哈尔滨再到天津，路费为47英镑10先令，这是一条便宜却危险的路线，途经国家多，签证手续繁琐，换车也不方便。“而且当时边境战乱不断，可能还有生命危险，这是旅行社最不愿意向旅客推荐的路线。”林云说，但对于收入不高的艾伟德而言，却是最省钱的“捷径”。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从一位朋友那儿听说远在中国山西的劳森夫人希望找到一位合适的人去协助她的工作时，艾伟德的车票钱已攒得差不多了。她兴奋地写信给劳森夫人，几个月后，劳森夫人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就会有人接她到山西阳城。

　　1930年10月的一天，艾伟德踏上了开往中国的列车。她曾这样回忆这段旅程的开始：“妈妈用厚厚的窗帘给我改做了旅行的毯子……就在我启程的那一天，有人送来了一只手提箱，我去商店买了一些罐头食品……那个小水壶我记得我花了1英镑3便士，我的父母亲给我送行。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多年的梦想之旅开始了，然而，旅途并不顺利。她从英国利物浦车站出发，转搭轮船到达荷兰海牙，再搭上长途火车，途经德国柏林、波兰华沙、俄罗斯莫斯科，穿越广阔浩瀚的西伯利亚。当列车终于接近中苏边境，却被突发的战事阻断了行程。艾伟德不得不改变路线，不懂俄语的她费了好几天时间，才从苏联人口中得知，可以前往苏联远东港口海参崴，从海参崴乘船转道日本，再从日本神户乘船到中国天津。抵达天津后稍作休息，艾伟德又搭乘火车经北平，而后转乘长途汽车，在山间小道上骑乘骡马，最终到了阳城。

　　这段从伦敦到阳城的艰难路程，在电影《六福客栈》中被轻描淡写成了五六分钟的趣味之旅，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则被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了露营荒野、遇到狼群、遭遇抓捕、险被奸污、深夜逃亡等惊险故事。真实的历史细节究竟如何，如今已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这段跨越一万多公里的行程，辗转曲折，耗时一个多月。当行程终于结束时，乐观的艾伟德还在日记上不乏幽默地写道：“每次我都在想，恐怕我一定会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被颠簸得四肢零散而死在路上了，可是当我到达阳城时，我发觉自己四肢完好一如常人……”

　　阳城，位于太行山、王屋山、中条山三脉相会之处，土灰色的高耸城墙沿山势环绕，获泽河由西关、南关、东关绕城而过，至东关时便是丈余宽的小后河，与城墙一起将县城与东关隔离开来。

　　1930年12月，初来乍到的艾伟德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高高城墙的闭塞山城。在离东城门不远的东关一座院落内，她第一次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劳森夫人。73岁高龄的劳森夫人其实只比她早半年到阳城，也还没有完全融入这个小县城，居住的院落也很普通，甚至有些破败，但艾伟德抑制不住对这个异域国度的满满新鲜与好奇。劳森夫人为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根据艾伟德的英文姓氏Aylward，翻译成中文发音相似的“艾伟德”，寓意爱心伟大、品德高洁。

　　新鲜感无法替代生活的困窘。“阳城的老百姓从没见过外国人，艾伟德刚来也不懂得入乡随俗，一身大红袍子，闹出了不少笑话，根本没人敢跟她说话。”牛天平说。这还不是眼下最急迫的难题，眼下她们必须解决经济来源。艾伟德不是正式的传教士，没有薪金，劳森夫人的工资和积蓄，也仅够一个人的日常开销。并且，在艾伟德到来之前，劳森夫人刚刚租下了旁边的一个四合院，修缮和维护都需要花钱。

　　这天，已换上中式蓝布褂子和裤子的艾伟德跟随劳森夫人从乡下回县城东关，发现路过的客栈门口挤满了南来北往的骡队。原来，纵贯山西东部沿太行山西侧南下的沁河，正是从阳城离开山西注入黄河，沁河航运发达，阳城自古便是晋东南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劳森夫人灵光一现：刚刚租下的大院，何不开办一家客栈？

　　其实，客栈的准确名字一直以来也是众说纷纭。英国作家伯格斯为艾伟德所写传记《小妇人》中称为“八福客栈”，好莱坞电影中称为“六福客栈”，而阳城当地人则习惯称“骡马大店”“车马大店”。几种叫法究竟孰对孰错，都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家以“六福客栈”闻名世界的客栈，接待了不少赶骡人，而这些赶骡人，则是古老山城里最好的新闻传播人。劳森夫人和艾伟德这两个“洋婆子”的名字，逐渐传遍了小小的阳城。

　　到了年底，日益衰老的劳森夫人不幸去世，29岁的“非在编人士”艾伟德成了客栈的新“掌门人”。失去了仅有的劳森夫人的固定经济来源，她不得不花费更多心思经营客栈。还好，在厨师老杨的帮助下，艾伟德的中文已慢慢熟练了起来。

　　有一天，阳城县县长居然来到了六福客栈，他请艾伟德担任阳城地区的禁足督查，下乡巡视并挨家挨户监督妇女放脚。县长为何会突发奇想，请一位外国女士担任禁足督查？林云解释说：“早在1917年至1922年，阎锡山就在山西发起了全省性解除缠足的运动，到了1933年，阳城县成立了特别禁足委员会，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时不愿放足者为逃避检查，都穿大鞋，再在鞋里塞上棉花。负责政策检查的多是男性，若让缠足女性在陌生男性面前脱鞋查看，在传统的山村里是不可想象的。而艾伟德是当时阳城唯一的大脚且受过教育的女性，再加上她的外国人身份多少有点震慑作用，县长找她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此时的艾伟德还是将传教和经营客栈视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她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差事。直到县长表示，可以为她派遣两个士兵、一头骡子，并且付给她每月一个铜板的报酬，正面临经济窘境的艾伟德才答应下来。

　　从此，蜿蜒的乡间小道上，时常能看到艾伟德骑着骡子、旁边还跟着两名士兵的身影。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集中村内所有人员，由村长传达放脚政策，宣布缠足是违法的，然后由艾伟德逐一对妇女们脱鞋检查。几年前，林云访问过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的九旬老人侯小作，老人曾亲眼见到艾伟德到村里检查放脚，她回忆说：“那个英国女人检查很严，但我母亲怕我脚大找不到婆家，就悄悄把我藏在了院内小楼上。我躲过了检查，当时没有放脚，现在想起来可是后悔死了……”九十多岁的侯小作仍是一双小脚，而当年跟她年龄相仿的村中姐妹都在艾伟德的检查下放了脚。

　　其实，禁足督查对艾伟德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单是语言关就不好过。林云是个土生土长的阳城人，她告诉记者，阳城地处深山，村与村之间隔一道沟，方言可能就大不相同，对于外来的艾伟德，要用方言跟各村庄的百姓交流，还真得费一番工夫。

　　谁也没料到，当年在英国曾被中国内地会培训学校认定“年龄偏大”学不好中文的她，最终在阳城的大小村庄里练出了一口地道的阳城话。儿时常去阳城东关一带玩耍的88岁老人璩鸿琦清楚地记得，自己八九岁时曾在六福客栈看到一位洋女士，那洋女士笑着跟他说话，“她叫我孩子，让我‘好好耍吧’，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她说的是我们阳城话，完全听得懂，说得也地道，就和我们本地人口音一样。”事实上，艾伟德生前也曾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我会用不同地方的不同方言讲汉语，这些方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禁足督查的“官职”让艾伟德这个“洋婆子”变成了阳城颇有威望的“艾督查”和广受欢迎的“艾教士”，这是她在英国从未感受过的。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间东奔西跑，现在全县的人民已差不多都知道艾伟德了，大部分也成了我的朋友，并且都有了很多改变……”

　　张瑞连（上）、张老有（下），是1940年跟随艾伟德一起前往陕西扶风的孩子。（石书霞供图）

　　如果说“艾督查”让艾伟德获得了被认可的满足感，那么，“艾妈妈”的称呼则让她感到了家的温暖。

　　事情要从“九便士”说起。九便士是个可怜的小女孩，艾伟德在街上看到她时，她大约八九岁，面黄肌瘦，脏兮兮地躺在地上，身边还有一个冷漠的中年妇女。艾伟德心生怜悯，劝说中年妇女不要让孩子躺在冰冷的街道上，谁知那妇女却是个人贩子。艾伟德不忍，只得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铜板将小女孩换了过来。那时的几个铜板折合英国货币刚好9个便士，艾伟德就给小女孩取了个小名“九便士”。

　　九便士是艾伟德收养的第一个孩子。她在后来的口述回忆中说：“如此九便士就进入了我的生活……这个人因我的靠近而发亮，我帮她洗澡，喂养她，过了不久她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她令这个地方变得有如家一般。”

　　不久，九便士在外面玩耍时，带回一个孤儿少少。随后，九便士和少少又在河边发现了一个约两岁的婴孩，不知是被父母遗弃还是被人拐卖……艾伟德找不到孩子们的父母，只好将他们都留在六福客栈照顾。时间一长，她的“家”变得越来越大。1935年黄河泛滥，成群结队的灾民逃往阳城、泽州（今晋城）等地，六福客栈的孤儿因此骤增至50多人。到了1938年，日军的入侵让更多孩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到这里，他们都学着九便士，管艾伟德叫“艾妈妈”。

　　艾伟德曾经描述过这段日子：“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有小孩子加入我们——没有人要的可怜孩子、被忽视的流浪儿。每周我的家庭总会增加某个小孩。村民、士兵们带来了孤儿，有时候是孩子们自己走进来，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艾伟德会照顾他们……”

　　随着战争一年拖过一年，六福客栈成了一个“大杂院”，院子里常常充满将近一百个孩子的喊叫声。璩鸿琦就曾看到过那群被收养的孩子，他告诉记者：“当时客栈大门就是一个横竖栏栅木条的门，我站在门口，看到院子里好多孩子，有的比我大一些，有的比我小，他们玩铁环、踢毽子、跳跳绳，叽叽喳喳，很高兴的样子。”因为从未见过那些孩子，回到家后，璩鸿琦好奇地问奶奶，大院子里的孩子都是谁家的，这才知道，那些孩子都是孤儿，原来是自己见过的洋女士在行善做好事。

　　其实，当时的璩鸿琦也是个孩童，他也不知道见过的洋女士叫什么名字。许多年后，他在报纸上看到《寻找六福客栈》一文，童年的那段记忆才闪电般跳跃出来，这才意识到那人就是艾伟德。

　　这么多的孩子，艾伟德和厨师老杨两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牛天平解释说，当时县城和东关村的很多人已经真心接纳了这个来自异国的女人，也对艾伟德收养照顾孤儿的行为很敬佩，隔三差五，他们会从自家抱来白菜、萝卜，送来一些面粉、小米、玉米等。村里的妇女闲了，还会帮助艾伟德分担客栈的杂务。就连县长，也因为禁足督查的事情，时不时给艾伟德一些经济资助。

　　艾伟德感到了来自阳城的家的温暖。她在寄往英国的家信中说：“我感到这实在是我的国家，这里的百姓也是我的同胞。所以，现在我的生活已完全中国化了，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说中国话，甚至学习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与他们毫无分别，事实上，我已申请加入中国籍了。”

　　这一年是1936年，艾伟德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这件事本来毫无悬念，但由于战乱影响，她的入籍申请被延误，最后证书居然阴差阳错没有如期递到艾伟德手中，以至于她在几年后不得不申请补办入籍证明。因此，在一些资料中显示的“中华民国行政院”颁发的“国籍许可证书”上，艾伟德的入籍时间是1941年，地点是陕西省扶风县。

　　艾伟德在阳城人的帮助下，经营客栈，开办孤儿院，她最初的传道热情，已经不那么刻意，主要精力都放在照顾孤儿的生活上。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长久。1938年2月21日，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开到了阳城上空。继儿时在伦敦经历一战之后，艾伟德再次遇到了残酷的战争。两架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瞬间让阳城变成了一片焦土。璩鸿琦老人对那天的惨状记忆犹新，他的两位亲人都在轰炸中失去了生命。

　　正在六福客栈的艾伟德和几位村民也在轰炸中倒在一片灰土瓦砾中，幸运的是，他们都没有受伤。得知院子里的孩子安然无恙后，艾伟德找到平日常备的药箱，又将几条床单撕成布条，就赶到街上寻找伤员。对于这段记忆，她在口述中仍然悲痛难忍：“整个镇上几百个人正濒临死亡，这是令人悲痛的，它是这场我们将一再忍受其蹂躏之战争的可怕序幕。城里的人恍惚茫然，无法有效地做任何善后处理。有处理不完的工作：埋葬死人，安慰活人，巴沙体育APP照料伤患，寻找婴孩……”

　　六福客栈变成了临时的救助站。在这里，艾伟德不再只是“艾妈妈”，她又自然地负责起了照顾伤患的工作。

　　战乱、轰炸、救伤……从1938年春开始，艾伟德的生活与所有的阳城人一样，充斥着这些令人绝望的字眼。她有时跟伤员一起隐蔽在深山的小村庄里，有时也赶去泽州办事，奔波的生活和混乱的年代导致《阳城县志》上出现了1938年“艾教士离阳”的说法。事实上，出于安全考虑，当时确有不少外国人暂时离开中国，但艾伟德一直坚持着留在阳城。

　　1940年的春天，日军开始大规模向泽州、阳城方向集结，越来越多的伤员被送到艾伟德面前，一批又一批死难者被拉走埋葬。形势越来越紧张，枪声、炮声响个不停。

　　一天下午，当地的指挥官突然派人来见艾伟德，要求她和部队一起撤退，因为有确切消息说日军会再次疯狂进犯泽州，虽然艾伟德拥有外国人的相貌，但没人能保证她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么多孩子。

　　有人告诉她，陕西西安有宋美龄女士创办的孤儿院，专门收留战争期间无家可归的孤儿，或许可以尝试联系。艾伟德写信给宋求助，不久宋回信称，假若能把孩子们送到西安，就会有专人代为照顾。

　　在电影《六福客栈》的叙述中，这场大迁徙几乎是艾伟德凭一人之力完成。实际上，据白成瑞回忆，当时很多村民自发来帮忙，县长得知此事送来两筐小米。听说到陕西比较安全，孩子们又可以上学念书，村里的一些人也将自家孩子送来拜托给艾伟德。村民送来的孩子加上六福客栈收养的孤儿，人数已经过百，艾伟德雇了十几个民夫挑筐，筐里除了简单的被褥铺盖、锅碗瓢盆、干粮小米，还有实在走不动路的小娃娃。

　　这是一次死里逃生的转移。林云告诉记者，从阳城到西安有三条路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南下王屋山、翻越中条山、渡黄河、过崤山、入潼关这一条路线比较安全，当然，这也是最难走的一条路。为了考证艾伟德当年的转移路线，林云也多次重走了这条翻山越岭的逃难路。当年的山间骡道，今日已铺成了平坦的柏油路，即便如此，林云一行驾车走走停停，也花了一整天时间才到陕西扶风。她无法想象，一个女人带着100多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只有16岁，最小的3岁，还要小心翼翼不被日军发现，他们是如何走过这480公里路程上的一座座大山、一条条河流？

　　从阳城到晋豫交界处的垣曲是转移的第一步，也是最难走的一段。两个县城相隔约170公里，但一路上几乎全是绵延起伏的大山。这段路，艾伟德带着孩子们走了整整12天，多年后她曾谈起这趟艰难的旅程：“那儿时常没有真正的路，只有骡道。我们不停地走，越过了山区，睡在路旁或寺庙里。有一次我们在兵营里度过一晚，但通常我们躺在无遮蔽的天空下。我们没有毡子，所以我们挤在一块睡使彼此温暖。我们沿路乞讨食物，但常常我们晚餐只能吃稀粥……大的孩子累得无法背小的，我们行进的距离愈来愈短。”

　　翻过最后一座山，他们终于看到了黄河。艾伟德期望在黄河边的村庄，能为孩子们找来一些食物。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狼藉的荒凉村庄。为了不给日军留下任何物资，这里的村庄已被弃置，“每间屋子都是空的，那里没有任何食物，孩子们失望地大哭。”更糟糕的是，因为日军随时可能进犯，渡船已全部被军队调去对岸，他们在黄河渡口等了三天三夜，却没有一只渡船。就在艾伟德几乎绝望时，一位中国军官意外出现，用暗号为他们从对岸招来了一只船。孩子们分三批渡过黄河后，终于在对岸的村子里吃上了转移以来的第一顿饱饭。

　　后面的行程就轻松许多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搭上了渑池去往西安的火车，尽管火车走走停停，中途他们还不得不下车，步行翻越“陡峭并且多处坍塌”的崤山，有一次还不得已搭乘了运煤的火车，但距离西安总算越来越近了。

　　经历了整整27天后，艾伟德和孩子们终于来到了西安。可是，几个月前还能收留难童的西安，此时已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难童近3000人，城里实在没有更多的资源安置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了。

　　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好心人告诉艾伟德，离西安不远的扶风县，也有一所以宋美龄名义办的孤儿院，他们也许会收留这些孩子。艾伟德和孩子们只好再一次登上了开往扶风的列车。

　　下了火车，再徒步一个多小时，这一趟漫长的旅途终于划上了句号。孩子们被当地政府分批安置在扶风县城的城隍庙和旧教堂里，他们上了学堂，陆续领到了新衣服。

　　艾伟德被一辆牛车拉到了距离扶风不远的兴平宣教团。她感染了斑疹伤寒，并且已发展成了更严重的肺炎，极度疲劳，长期营养不良，还有肩膀上不知何时被射中的子弹一直没能取出，这一切让连夜从西安赶来的医生几乎对她放弃了治疗的希望。

　　昏迷中的艾伟德丝毫不知道，差不多就在她抵达扶风的同时，日军从晋南、长治两个方向展开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猛烈进攻，相继占领了沁水、阳城、高平、泽州、陵川，军全线溃败。阳城境内的各个交通要道及重要关口均被日军掌控，此后日军盘踞阳城五年，被日军屠杀、奸污、致死、致残及逃亡和失踪的阳城百姓达两万多人。

　　她和孩子们幸运地躲过了战争的劫难，这一次，艾伟德能否再次躲过病魔的侵袭？她被送上了火车，重新运回西安，恰好遇到一位传教士从美国带来了治疗肺炎的新药，医生让她服用了新药，艾伟德的病情才开始好转。她足足休养了一年，才差不多可以正常活动。其实，她的身体依然时好时坏，但艾伟德不愿意闲着。她的孩子们都已安排妥当，她选择了再次奔波，在四川眉山的难民营帮忙，在甘肃救助麻风病人。

　　医生建议她回英国好好疗养，1949年3月，艾伟德踏上了回伦敦的轮船。后来，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艾伦·伯格斯听说了她的故事，采访后写成了《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美国《时代》周刊也报道了她的事迹。而后，便是1958年福克斯公司根据《小妇人》改编的电影《六福客栈》，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6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能促进国际间了解的影片奖”，导演罗布森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艾伟德成了名人，但她对电影并不满意，因为电影中渲染了她和一位中国军官的爱情。她说：“我在中国的确碰到过一位中国上尉，他是一位忠实负责的军官，如果说我一生中有任何可以说是爱情的故事，就只有这一件，但我们从未拥抱接吻……”

　　1953年，已经习惯中国生活的艾伟德决定重新回到大陆，她的骨子里，早已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遗憾的是，因种种历史原因，她被拒绝入境，只能前往中国台湾。1970年1月11日，辛劳一生的艾伟德在台湾离开了人世，享年68岁。安葬时，她的头部朝向大陆，表达着她对这片土地的眷恋。

　　她对中国的念念不忘，终于还是等来了回响。2004年至今，艾伟德的名字已被阳城、山西乃至全国的许多人记起，人们不由得关心：当年的一百多个孩子，如今在哪里？2007年，博联社和一些社会热心人士发起了寻找艾伟德救助的百名孤儿活动。晋城市太行乡土文化研究会理事石书霞就是在此时开始了寻访艾伟德孩子的征程。

　　66岁的石书霞是阳城县的一名退休干部，2005年退休后又被返聘，平日的工作并不清闲。但是，2008年，当她从网上看到艾伟德的故事时，马上决定用双休日时间寻找当年的那些孩子。她与牛天平取得了联系，但那时白成瑞和成敏贤都已不在世，石书霞只好在阳城周边的村子里四处打听。阳城的村子都是依山而坐，山路难行，每去一个村，没有大半天根本不行。

　　2008年年底，石书霞找到了第一个经历大迁徙的健在老人——演礼乡梁庄村的张瑞连。老人生于1928年，去陕西时12岁，提起当年的艾教士，口齿已不太伶俐的她连声感叹：“好人，是个好人。”不久，石书霞又找到了生于1933年的张老有，张老有不是孤儿，而是父母将他和大哥、二哥一起拜托给艾伟德，希望孩子们能到大后方躲避战乱。张老有当时年纪小，他只记得到了扶风有老师，有给发的灰衣服，吃的是大米白馍，生活倒还可以，但因水土不服，有些孩子后来生病了。几年后，也有孩子被父母接回了阳城。他的二哥在陕西不幸去世，大哥和他后来一起返回了阳城，回来时家里只剩下被日军损毁的破房子……因和哥哥以及同村的几个孩子一起逃难，张老有还记得一些同行孩子的名字，在他的零星回忆和个别家族的家谱帮助下，石书霞最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找到了20多个艾伟德孩子或其后人。她挨家挨户亲自访问，记录寻访日记，并抢救性地搜集了这些亲历者的照片。

　　如今，当时尚健在的几位亲历者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人世，阳城已经找不到一位大迁徙的亲历者可以亲口讲述那些往事，留下的，只是石书霞整理的厚厚一沓寻访日记和照片。

　　为了纪念艾伟德，阳城县政府和东关村委在艾伟德居住过的两层小院门口，挂起了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子，上面刻着“六福客栈”四个大字和“格拉蒂丝·艾伟德故居”九个小字。东关村村支书张宏伟说，阳城县正在筹划以六福客栈为题材的地方特色戏剧，村里还在收集艾伟德用过的老物件，“她做的事情值得我们纪念”。(记者 杨丽娟)